于润洋先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早外派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音乐学专业的留学生，亦是当时最全面、系统地接受音乐学训练的音乐学者。他为音乐美学、西方当代音乐哲学、西方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和音乐批评等多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均做出重要的贡献。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开拓、先导作用，切实地推动了国内音乐学的发展。
1、学术史中的导向作用。
1978年于先生发表了《贝多芬思想、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内涵》一文，同行学者称之为 “文革后音乐学界人性复苏思潮的最早呼声。”、“贝多芬形象重塑的先声”。早于哲学界开展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两年，于先生就率先引领学界关注西方音乐思潮中的人道主义与贝多芬音乐中的丰富内涵。他于 1979年发表的《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一文对器乐创作规律性的揭示，对文革时期产生的音乐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图解式的现象的批评在当时就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这种敢为人先质疑文革中权威的“工具说”、“服务说”的胆识亦为学者们所称道。贺绿汀先生在《致于润洋信》中就谈到：“关于音乐方面的理论问题，目前国内实在太幼稚，往往一些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占统治地位，影响民族音乐文化的正常发展……你在《人民音乐》上发表的关于器乐创作的文章写得很好，希望你多写些”1981年发表的《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对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进行了系统、准确的评述，对汉氏理论的建树及局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新时期以来音乐理论界第一篇全面地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著述。论文发表引起了美学界及音乐学界同行强烈的兴趣与讨论，并收入王朝闻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艺大系》(理论卷)中。1982年发表的《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系统地分析了该论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亦是文革后，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有份量的电影音乐的论文，对后续的研究很有启发。
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于先生“率先在艺术院校中推行学年学分制，为其它艺术院校的教改提供了范式。”
2、学科构建的开拓、奠基
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学成归国后，“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音乐美学的讲坛。”文革后，于先生作为音乐美学学科的带头人，在学术研究上，发表了论及音乐美学领域核心问题的系列论文，如《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关于音乐理论研究的反思》、《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交响音乐的鉴赏看音乐的特性》等引领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探究。他还系统地翻译了卓菲娅•丽萨在音乐美学上的名著《论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美学新稿》并评述了她在音乐美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些译著和评介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建构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并持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于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始终是一位引领航向的杰出舵手，正如李起敏所言：“在中国音乐美学这条筚路蓝缕的道路上，他的思想之灯，始终在队伍的最前面闪亮着。”
于先生亦是国内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继80年代初，在汉斯立克的研究之后，于先生又于1988年发表了《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尔后，还陆续发表了《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的考察——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解读与评论》、《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杜夫海纳审美现象中的音乐哲学问题》、《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涉及的音乐哲学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梵•高的<农鞋>所想到的》等。他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对现象学、释义学、符号学、语义学、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和社会学派进行了梳理、评述和鉴别、剖析。其论著对西方音乐哲学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的研究，为中国音乐美学的建构奠定了为我所用的基础。正如王次炤指出的：“于先生不仅在国内首先系统研究现代西方音乐哲学，而且在他的研究中渗透着独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于先生作为西方音乐哲学研究奠基者的地位获得学界的充分认同和高度评价。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于先生的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的范围包括巴赫、亨德尔、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席曼诺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瓦格纳、马勒等著名作曲家，主编了高校统编教材《西方音乐通史》、出版了力作《悲情肖邦》等。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方法，杨燕迪称之为“西方音乐的中国式解读”。
于先生认为东西方的音乐学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人文渊源和不同的音乐文化背景，彼此在体验、感悟对方音乐文化时会产生 “异样感”，东西方在音乐价值观上的差异，也会对对方的音乐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这种从不同文化方位、立场，不同的审美习惯和情趣，既观察、审视对方，也认识和反思自己的角度，既有益于人类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也有益于人类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在《悲情肖邦》中，于先生把历史的视域’和‘当前的视域’相融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视域’，形成对肖邦音乐独特的理解并通过对肖邦音乐本体的专业性把握和审美体验，在理性和感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视域，进而展开对肖邦音乐作品精神内涵的阐释。
于先生还是“专业音乐教育学的首创人”
于先生专门就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学人才的培养、美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波兰的音乐学教育等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从行政管理、教学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这些成果具有建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学的奠基作用。
他的《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一文，从“专业音乐教育的体制、种类、层次结构问题”、“学校内部的结构、管理体制问题”、“教学体制问题”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美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分析其特征并与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相比较，文中提出的观点和分析的问题有助于中国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
继尔，于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高等音乐教育中的“五个关系”：做音乐家与做人的关系;一般文化、音乐文化素质与专业主科的关系;基本功训练与发挥创造性的关系;民族音乐文化素养与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该文发表2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这篇文章已收入《中国大学校长论教育》一书，其影响已不局限于音乐教育界。
在1996年，于先生又在《21世纪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展望》中，对国民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比例严重失调和专业音乐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批评，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生素质培养等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这些观点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年，于先生在《对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几点认识和体会》文章中，详尽地论述了博士生的录取标准、课程设置和论文写作要求以及研究方法和学风。其重要理念在国内音乐学研究生培养上具有指导性意义。
3、学科方法的范式
于先生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贯穿其音乐学研究的是他反复强调的两块基石——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这在他有关巴赫与亨德尔作品分析的论文、关于瓦格纳歌剧的论文和专著《悲情肖邦》中都获得充分地体现。正是由于研究所具有的史学深度和美学高度，使得他的美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史学研究又显现着清晰的历史逻辑。两者交融和互动的研究成果，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既有启迪又有促进。
“于先生作为音乐学分析概念的提出者和体系的创始人。”对这一方法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实践中的运用，对音乐学诸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使这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从性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音乐批评’。”
对此，赵宋光指出：在文化多元化诉求日益强化的今天，多元化的音乐形态都要求运用“音乐学分析”来理解，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音乐形态要素都应当通过“音乐学分析”得以在作曲过程中发挥其立美潜能，从而不是压抑而是启迪作曲者审美表达的自由想象。在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分析学”会议上，于先生有关音乐学分析的发言也再次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可见，学界已公认音乐学分析方法对音乐史学、美学、音乐批评等学科研究的普适性。
于先生有关音乐学科建构的论文同样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其中《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提出了学科建构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提出了六对关系：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论文指出：如何使对立的两者真正做到相互渗透和融通，实现真正辩证的统一，可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学研究向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重要的观点已成为学界深入人心的理论准则和研究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