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芹，女，1981年出生于广州，从2002年起就读于维也纳国立音乐与艺术造型大学，就读期间曾多次获得全额奖学金，先后修读了作曲，钢琴音乐教育，多媒体作曲，交响乐指挥，合唱指挥的主科并获得艺术硕士头衔。自2010年起取得艺术家签证资格，在维也纳多个合唱团以及室内乐团体担任指挥以及负责日常排练工作，期间曾多次被奥地利外交部公派到欧洲各国讲学以及开办宣传奥地利合唱文化的大师班。自2013年起成立了维也纳国际交流室内乐合唱团并担任其艺术总监，同时，加入了维也纳男童旗下的“Superar”国家教育协会并担任其童声合唱指挥。
前不久，在东莞的文化周末大讲坛上，黄芹作为当晚最年轻的指挥家示范了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第一课，告诉在场的合唱团，欧洲童声声音90%来自身体活动。黄芹的形象教学颇具西式味道。
这个从小就在合唱团演出，后去维也纳学习10多年的女生，在2013年加入了维也纳男童旗下的“Superar”国家教育协会并担任其童声合唱指挥。对于中西音乐教育的区别，她很有话语权，在此次个人专访中黄芹告诉Musicdu乐度记者：在学乐器的选择上，西方的孩子会跟父母说“我要学”。
（musicdu乐度记者采访黄芹老师）
你知道“合唱生活”吗？
黄芹去维也纳留学时开始是在舒伯特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和钢琴，是自小在合唱团演出的一个延续。中西不同的教学态度和方式，对黄芹的冲击很大。
黄芹说：“在西方国家，合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可能也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合唱的起源是17世纪欧洲教堂的唱诗班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然是生活变的一部分，每个人周末都会在教堂唱诗班，也是多声部音乐的践行。相对以民歌为合唱起源的中国，西方国家有更悠久的合唱传统。西方的合唱是为生活服务，这是跟中国最不同的地方。不是为了合唱而唱，而为生活而唱。
“例如在幼儿教育里面，合唱占了一个比较重的比重。因为通过合唱，可以锻炼小朋友聆听命令的能力，还有团结、集体意识等。所以他们的合唱只是一种形式，是为了整个人的教育服务的。”
这种西式教育的轻松“生活”态度不仅体现在合唱上，在乐器教学上也跟国内截然不同。
西方孩子学乐器会说“我要学”
（黄芹老师在接受采访）
有人对目前国内的音乐教育这么评论：现在国内的音乐教育家长有盲目跟风和攀比的心理，其他小孩学钢琴，我家孩子也要学。
“中国的家长，会比较希望孩子学习，孩子的学习是家长‘要我学’的，但西方的孩子会跟父母提出来说‘我要学’。”自小就开始学乐器的黄芹颇有感触。
在乐器的选择上，西方的孩子通常是给孩子自己选择。西方的家长更愿意把孩子带到音乐会的现场，让他看一次交响乐的表演，然后让他孩子挑选自己喜欢的乐器。经济如果允许，就买乐器让孩子开始学，不论孩子想学的是鼓、长号、小号，还是大提琴，不一定至局限于钢琴。
孩子学乐器益处良多，可以锻炼人的脑力、协调能力、毅力和坚持。同样，对西方来讲，这种音乐教育也融进了他们的生活中。“并不是说要孩子弹出哪一个曲目，考哪一个等级，或者要变成怎么样厉害的钢琴家。他们一开始都是让孩子自己选择。如果到了9、10岁，孩子显露的天赋非常明显，西方的家长可能就会给他们请一些非常知名的教授，让他们再进一步往专业的方向走。”
西方孩子学习乐器不一定当成专业来学，可能当成生活中的一个消遣，一种娱乐，更容易在学习中感到音乐的乐趣，家长给予的压力不大。国内家长的要求可能就变成：别的小孩8岁考4级，那我的小孩7岁就要考十级。攀比心理造成的压力就剥夺了孩子学习乐器的乐趣。
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或许能让孩子在音乐学习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快乐。
国内的孩子要培养练习观念
黄芹在谈到中国的家长应该怎样对孩子进行音乐教育时，显得很认真严肃：“要给他们灌输一个概念既然要学，那就学到最好。最好不要半途而废。那当然，如果最后真的学不下去，也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国内接受一整套音乐教育的黄芹，对于坚持和努力看得很重。她觉得良好的学习习惯一开始就要培养，每天固定练多少分钟的琴，以后基本每天保持这个原则不要变。原则要定的严格一点，执行的形式可以宽松一点。例如小孩每天弹30分钟的琴，那他想弹10分钟休息一次，练3次，这是允许的。又或者他一次把30分钟练完。从一开始就培养孩子的练习观念和自己控制练习强度的能力非常重要。
观念的培养不只在练习上，还可以充分利用在带孩子去上钢琴课的时候。家长如果能在此过程，培养孩子准时、守时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对于学钢琴还是学其他，都有深远意义。
“当孩子选择的音乐不是古典，而是卡通片，电影插曲，流行音乐之类，或者在电台听到什么很酷的音乐想学的话，家长也应该给予比较宽松的态度。哪怕这个曲子不考级，它也不是现在音乐的主流，也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文/温仙 摄/杨安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