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从小喜爱体育，小学二年级时，他就能横渡黄浦江。三年级的时候，身材高挑的张建平开始学习打篮球，并成为上海某区少年体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高中毕业后，因为他擅长打篮球，张建平被分配到上海远郊县某农场的一个篮球队，开始了边劳动边打篮球的生活。
1979年，依照国家劳动总局的文件精神，凡国家级工艺师，可以带自己的子女学艺。可能国家也考虑到艺术传承的问题，以避免很多技艺后继乏人而导致失传。张建平的父亲张龙祥作为乐器制作高级工艺师，自然也需要带徒弟。于是，张建平告别了打篮球的日子回到上海，开始了跟随父亲学习乐器制作的新的生活。
张建平的父亲张龙祥先生
制琴世家 后继有人
张建平说：“我父亲张龙祥当年学习乐器制作是受了大伯张文龙的影响。”
解放前，张文龙就在上海开了一个作坊制作民族乐器。15岁那年，张龙祥来到上海投奔哥哥，张文龙就介绍他去了另一间作坊当学徒学习乐器制作。待弟弟出徒以后，他才让弟弟到了自己的作坊从事京胡、二胡的制作。后来，张龙祥自立门户，自己也开了一间乐器作坊。1958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张文龙和弟弟张龙祥的乐器作坊都合并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他们从此改变了个体业主的身份。
张建平的大伯张文龙是民族乐器一厂老一代的工艺师，在行业里被公认为乐器是制作工艺最好的。“他最早从事金属铜器制作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对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张建平说大伯张文龙转向乐器制作后，扎实的基本功运用于木料上面游刃有余。正如人们评价他道：出活挺刮（漂亮），干啥都想尽善尽美。而张建平父亲的特点是善于动脑，追求音色上的完美。当年，张文龙和张龙祥被誉为是上海民乐一厂的“两条龙”。
张建平年轻时的工作照
张建平年轻时本想从事体育事业，可命运弄人，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师从伯父和父亲，拿起了制作民族乐器的工具。
“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时候，我一点木工活都不会，全靠自己摸索着干。”张建平称自己那时俨然就是一个木匠，整天跟锛、凿、斧、锯打交道。最初工具常常不听使唤，那时张建平的手上常常带伤。工作中他悟出一个道理：做乐器跟打球是一样的，那就是要熟练地驾驭工具，打牢基本功，否则便无法制作出漂亮的乐器。
张建平回想起当初跟父亲学徒时，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看我做不好活就会劈头训斥一顿；有时回到家坐到一起吃饭，父亲也会数落我。”张建平虽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但渐渐觉出父亲是希望儿子尽早掌握制作要领，能够早日独当一面。“父亲带了很多徒弟，他骂我其实也是给其他徒弟看的。”看来张龙祥有点敲山震虎的意思。这样一来，徒弟们谁还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至今张建平仍感谢父亲当年对他的精心栽培，他说：是父亲当初对我要求高，才使我学到了一些乐器制作的东西；如果放松对我的管理，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进步。
参加比赛 名列前茅
在父亲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再加上不服输的性格使然，两年之后，张建平便可以独立完成中档二胡和普及二胡的制作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敦煌杯”乐器制作比赛中，张建平稳居前三名，连续九次获得第一名。
1999年，张建平参加了在江阴举办的全国二胡制作比赛，他带去两把二胡：六角琴和八角琴，获得了工艺二等奖和声学品质总分第二名的佳绩。
2012年，张建平带着自己的学生参加了上海民乐一厂举办的二胡制作比赛，评比结果令人瞠目：张建平和他的学生几乎包揽了全部奖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建平无疑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更耀眼的一条“龙”。
目前，张建平在厂里除了制作高档顶级精品二胡外，还负责企业高级工中级工的培训工作，并被中国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聘为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评委。
潜心探究 改良乐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建平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乐改小组成员。国内某院校的著名阮教授及阮演奏家来到上海提出对阮进行改良，张建平与其合作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为了扩大阮的音域，他将阮由原来的16品皆扩展为24品，有效弦长可自由调节，并在琴码上装置微调，解决了弦和品的音准问题。他们还在琴梗与共鸣箱交接处的左侧挖了一条长达16公分的凹弧形槽，此举松弛了演奏者的左手使其能在演奏中更得心应手。这种新型阮的改良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为此张建平还写了一篇论文《随阮而谈》，1986年被收入共青团上海市文教系统主编的《发明者的思路》一书。
有一年，张建平用明代红木家具材料配以上等蟒皮，琴头采用象牙立体雕刻，制作了一把“行云流水”二胡，价值30万元，此天价极品二胡在上海国际乐器展上备受瞩目。
张建平制作的二胡音色甜美，上下把位通透。除了在制作中下功夫外，张建平还十分注重对二胡的调试。
二胡配件 不可忽视
从事二胡制作三十余年，张建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琴杆和琴筒的角度要适中，琴杆不能前探，否则琴杆易在琴弦拉力下变形，改变了二胡琴码的压力，对下把位的高音有影响。“很多人觉得材料的分量越重越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老红木也有松紧之分。”张建平说，从整体来看二胡不光是皮子重要，它的哪个部件都很关键。说起二胡琴筒和皮子匹配的问题、琴杆跟琴筒装配角度的关系来，张建平的话语滔滔不绝。张建平还说，琴码对二胡的声音影响很大，若是随便放一个琴码，好的琴也出不来好的声音。在考核国家级技师时，张建平的一篇论文《简论二胡琴码的合理使用》引起众多评委的关注。“琴弓也很重要，二胡最主要是要靠琴弓摩擦琴弦发声，琴弓不好也会影响一把好琴的声音。”张建平对千金、琴码、垫布、琴弓等配件的材料选择也很讲究。多年来，通过对琴码材料、规格及配置进行优选和细心调理，他的二胡音质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立足本土 多元发展
很多演奏者希望拿到一把新琴后，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培养便能发出老琴的音色。张建平对此种观点不以为然。他说：从制作的角度说，如果一把新琴做出来像老琴，它的使用寿命是不长的，用不了多久声音就会闷掉，除非是用特殊手段把它处理过的。“一把琴要考虑使用的寿命，还要避免考验期过长，拉了几年都拉不出来。所以要把握度，要让琴的声音逐渐成熟，这样一把琴的声音才有上升的空间。”
张建平还说：现在有很多人在把二胡制作分成南派、北派，这样做比较狭隘。世界各国都有小提琴制作，但好的小提琴全世界共认。好的二胡应当是有共性的，要走向世界，所谓南派、北派肯定会殊途同归。
作为二胡制作师，张建平也时时关注着民乐界的动向。“有一段时间，二胡一窝蜂地拉西洋移植曲目。很多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拉小提琴的曲子，拉的很流畅熟练，但叫他拉一段传统的刘天华的音乐，他没感觉。现在这种面貌得到改观，传统的，现代的，西洋的都有。”
时代在发展，二胡演奏方法、技巧也在不断提升，人们的喜好也在发生着变化。张建平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说，民族乐器制作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适宜演奏民族风格的、西洋风格的乐器都要去做。“老是死板地做传统的，学院派的不做也不行。”张建平说：如果我做六把琴，制作风格、手法上就要有所区别，不用一种手法去做。其中有几把琴就做得声音亮一点、灵敏度高一点，比较适合学院派的风格。要根据人们的需要，满足不同人的口味。
乐器制作 与时俱进
从事二胡制作行业30多年，张建平继承了父辈的一些制作理念，同时也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新的经验来充实和发展老一辈制琴师的制作理论。张建平还告诉我，他原来做的二胡声音纤细，声音较小；色彩比较干净，上下把位统一。
而现在人们需要音量大、声音宽厚一点的二胡。“我在原来的风格不变的基础上，声音振动、共鸣更通透，上下把握位更统一。”张建平说：在保持二胡音色柔美的基础上，要使二胡增大音量，须让二胡的琴杆、琴筒、琴弦、琴码、皮膜都要振动起来，上下把位和内外弦要保持一种平衡度。音波在琴筒里面停留时间的长短，对二胡的声音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建平说，这些年来，他不断在探索、琢磨：如何把二胡的声音全部做出来？他称：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得心应手。几年前，张建平通过对西方弦乐器的研究、比较，开始踏上了探索和研发中国民族乐器的室内乐重奏之路。他追求胡琴“款式上一致，视觉上统一”和“音色上和谐给人以美感”的理念。他说：“乐器的声学基本原理是随着乐器的材料、尺寸，形状的改变而变化的。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我选定以六角二胡为研发基点，在这一主体不可变的前提下，音色上要做到和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现有的高胡、中胡有圆筒和八角等款式上的不一致造成了音色个性强烈和不一性，这在现有的许多民族乐团中也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经过多次对六角高胡和六角中胡的研制，并且吸取了诸多来自专业乐团演奏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得高胡个性减弱，但音色上基本能与二胡衔接，中胡音量更大，更醇厚，再配备现有的六角二胡和次中音二胡，便可形成相对完善的民族六角拉弦乐体系。”如今，张建平制作的民族室内乐系列乐器已开始装备国内一些民族乐团，很多乐团也开始订制他制作的系列乐器。
“现在做乐器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去做，要跟着市场走，与时俱进。”张建平深有感触地说：“我父亲传授给我很多经验，那是他走了很多弯路才总结出来的；我只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发展和完善他的制作理念。”
现在，张建平是把二胡当做艺术品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产品去做的，他力求做到“工艺外形精致完美，声音品质出类拔萃。”
2014年5月21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张建平技师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张建平为首的拉弦类制作专业项目团队也正式组建。2016年3月17日下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低音拉弦乐器首席技师张建平被授予了“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的荣誉称号，由上海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及企业领导为其颁发证书。
在民族乐器制作领域，张建平一手握着传承的接力棒，一手挥动着创新的旗帜。为使民族乐器制作艺术的薪火世代相传，张建平正沿着父辈铺设的道路，满怀信心地奋力前行。
作者：孟建军
来源：乐器中外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