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人最要紧的就是敏锐，如何经常保持敏锐，你的雷达要一直开着，你要过滤掉不需要的信息。第二就是风格，歌曲写来写去就是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也就那么点事儿。那怎么样在众多的创作人中建立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有时候风格比其他的都重要，人家能不能辨识你是谁，就看风格。第三就是眼光，我常常讲，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比别人有眼光。你看当时五月天他们五个跑了很多唱片公司，我让他们过来，我就觉得他们一定能行，不为什么，他们有那么气味。制作人、挖掘新人的人、创作者。再比如，我当时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在众多的试听小样中，我听到了一个女子二重唱，然后我让那边的人帮我把唱和声的人找来，对，是唱和声的，而不是主唱，就是梁静茹。近几年又推荐了一个小姑娘，叫白安，她的声音也很特别。
这三样东西统和起来，都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较难，叫天分。没办法。我就是会。真的吗，举个例，我常常讲说，我们这个行业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后就没有了，第三名和第十三名是一样的，没什么人在乎你，你要不就第一要不就第二，在任何行业都会这样，都有一个金字塔。你很努力，你考试，考到一个什么会计师执照，或者你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反正你就不会成为金融大亨，你是行业里中间那一块，你日子过得也还行。在我们这个行业也一样，他口口声声热爱音乐，但他就不是李宗盛。
我很厚脸皮啦，不过我就是藉此来描述说，任何在这个行业顶端的人，都是天生干这行的，你搞不过他，你没办法，那不是学习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三样都需要天分，那我也只有这个天分，我没有上过一天的正统音乐训练，我去考国立艺专，就当掉了。其实我考了很多学校，在这之前，符合报名资格的我都去了，真的无路可退了，无处可去了。后来我说，我在国中时是乐队的，乐队就是家长有点关系搞进去的，我是指挥，很威风，有很多女同学在后面，结果我就跑去考国立艺专，我什么都乐器都不会，五线谱也不会，试唱零分，听写零分，哭着出来，大受打击。你知道那里面都是南门国中实验班的嘛，他们拉大提琴，我才知道，原来这是音乐。
我讲一下，既然来到香港，我有个要求，如果我接下来的说话，有不准确的，可能有人感到不愉快，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会牵扯到我对香港的了解和看法，包括乐坛。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茶楼。流行音乐在香港是非常娱乐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娱乐事业的附庸，提供内容给平台、节目，大家不妨去做个调查，你去看这个社会的知识份子怎么看待这个行业，你就大概知道这个行业在这个社会是个什么位置。
我记得在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所以有那么一点点的位置或是影响力，它和民歌运动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讲说要唱自己的歌，这是很大的觉醒，我自己受到过很多启发，李寿全是启发我的人。民歌运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大量知识份子进入这个行业，感受到这个行业，原来一首歌曲可以感染、感动、可以move那么多人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巨大的。我记得我做的第一张专辑，我带郑怡去校园，我那时候在家送瓦斯，那时候我站在体育场后面跳马用的跳箱上，当我看到郑怡唱完《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全场起立给她拍手，我都吓呆了，我说这是我做的事吗？让一个平凡的大学女生变成这样的人，那一天晚上的印象和感动支持我，一直在幕后做producer，我深以此为荣，我觉得太棒了。当我做的歌手，一张片一张片一张片，当她在体育馆，灯光照着她，我就是那个在幕后闲逛，得意地笑的人，又成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在我那个年代开始，是被认可为文化的行业。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创产业，我马上要和龙部长吃饭了，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产值，而在于它启发了多少心灵和感动。你说一颗眼泪值多少钱吗，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值多少钱吗？特别我觉得说在香港这样子，这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香港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实用的，大部份都是，因为我所知道的香港是非常片面的，它是一个买办的社会，它没有家国这些大帽子，我只要把日子过好了过美了，我赚钱了，买楼了，炒股票、跑马、穿名牌，其实它没有什么理想色彩。我不是说这个是对是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和香港的创作人在说，有什么好写的，你有什么可以写的。
在华人的创作当中，香港的创作人的位置越来越尴尬。比如，以前在内地，香港不得了。香港三线歌手都开跑车，我们在台湾流口水流得不得了，好像卡拉version随便就在红馆开演唱会了，那我们在搞什么。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讲我自己的理解。可是，随着内地的起来，以前大家都“点嘛”，现在都“阿爷阿爷”，大家都要去内地，我也要去了。所以，香港对于内地的心理感受是变了，不一样了。比如BEATLES为什么会红，隔十万八千里，那几个利物浦小伙子的生活，从他们的歌里去了解，那些是怎么活的，怎么爱的怎么恨的，怎么呼吸怎么交友，怎么说谎，怎么开玩笑。这样的差距，让香港的歌，在内地，甚至在台湾也不怎么有影响力了。特别对于在香港从事粤语歌创作的朋友，更不容易了，现在连国语歌的实体唱片都卖不动了，那那些粤语歌创作人在干嘛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都有点相似，容易在一个圈里。
我当然没有觉得香港有很多我尊敬并且佩服的音乐人。可是我记得，以前都是国际公司，都在香港，所有的director都是香港人。这个到今天也是这样子。你去看今天，80％-90％的唱片公司的老板或者做执行人的头，没有一个是制作出身的，要不然就是财务或市场出身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台湾的唱片从cross-culture，到一个平原，再走下坡路，就是从解严以后媒体开始大量开放，做marketing的人开始有市场了。
以前都是制作人挂帅，我告诉你这个人虽然很丑，但他很会唱，我告诉你我帮他写了一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然后我们确定我们已经有《梦醒时分》搞定那些女的了，这首歌虽然好像写地下的那些低阶层的人的挣扎，但其实它是写给那些上了岸的男性的，所以它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的男性，到夜总会两罐啤酒一喝，就可以感受到。以前我们制作人出发，都会说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情感是什么，我有一个partner叫张培仁，他非常知道李宗盛想要讲什么，如果我李宗盛有十分，那么张培仁就占五分，我会和他说，这个报纸怎么做MV怎么拍什么什么。
可是当marketing起来以后，他们倒过来跟你说，你照着这个reference，照这个做，电视剧主题曲已经谈好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倒过来，有成功的，但它变得更糟了，所以没有人在讲这个歌的情感，大家都是在操纵这个东西，变成非常生意的事情。这是后来到目前为止，唱片公司都快挂掉了，连滚石都奄奄一息了，所以到现在唱片公司只能搭台，不能唱戏，台都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来来来你来当评审，你要这样演，要有戏。唱片公司不行的时候，制作公司起来了，独立音乐开始有出路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做滚石副总的时候，有一年我们赚了四十几亿新台币，我一年捐了二十几万尾牙的奖金。到现在，唱片公司力量非常小，独立公司开始出来，不过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使得审美不再单一。老实讲，以前……比如你把给李宗盛写文案的职业写手挖出来，不会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决定了你们对唱片的理解，因为你们是我们调教的，你习惯是这样的。这就是每个时代不一样。
有些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那时候国际巨星办演唱会都不去台北，就来香港，我就去看，买个票，看惠妮休斯顿。然后我前面两个人说，怎么就只有唱唱歌，怎么看啊！香港就是这边舞台升起来，那边降下去，换一套又一套衣服，所以这个不符合香港审美，红馆是看“秀”的，每个artist都上山下海的，搞些奇招出来，现在artist真辛苦哦，这些只是一个show，不是concert，不要把这个事情搞混了。那时候我们看香港show，自卑感很重，哇！换那么多衣服，很贵诶。以前在台湾有些娱乐记者问我，讲一句最重的话，就是一个生物你一直喂它吃烂东西，它会变成猪的。其实对音乐的渴望大家都有，但你不能一直说喂它烂东西。比如一只鸡，是吃米的，你喂它吃米，有一天你喂它吃石头，你发现它也吃，你也就一直喂它吃石头。歌曲也是一样，你发现一些很cheap很烂大街的歌有一天也突然爆红，你会想，原来这个也能赚钱，这样也行哦，那我也这样搞吧。所以这是唱片公司自己找的。要改回来，是非常难的。其实流行音乐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它甚至可以显示一个地方的综合国力。日本，在过去泡沫经济时代，没钱了，下去了，那么韩国就开始上来。
另外，我就想说，对文字没有敬意这件事。你要做一个使用文字的人，每个年代都有它特殊的语境和用词，那没有问题，它是有进展的，可是我现在看到，常常看到一些现在使用文字的不准确、草率、不负责任，这是很要命的。特别，在台湾这一块我非常忧虑的。其实台湾在使用中文上面是有比较好的传统，大家受比较好的训练，倒不是说国学教育有多么高深，可是我们处在一个使用文字很讲究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尊重，我们在和人家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是很慎重的，而这一块，在台湾，过去十年，我非常担心我们引以自豪或者有充分优势的方面不能再保持。
接下来谈一谈，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该怎么办。
香港这一块比较难，不是说对与错，而是整个大环境对创作人来说，是很不友善的。整个环境，对于有天分做音乐的人，大不了你就是个红咖。媒体或者大环境，没有一个人pay respect给talented musician，没有。这个东西在台湾，偶尔还会有一些这样。这也没什么对错，这就是对于在这个城市背景的原因。我反而觉得，香港音乐因为小，可以走出去，结合台湾、内地其他华人地区，现在反而在心态上有点调整不过来。现在反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音乐是很有可能性的，他们的文学就是在大中华范围内很厉害的，所以我常和一些新马的音乐人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在整个大中华圈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以前大陆还没有起来，没有人要认这个亲戚，后来大陆起来，所有人都回去说：哎，阿爷，我返来了！
以前新马的人，先来台湾过水，光良品冠啊这些，先去一去他们的马来味，涮一涮，这没有别的意思，包括他们的发音咬字要怎么回答媒体问题，先要在这个环境熟悉一下，过滤一下。再搭这个便车进大陆，商演赚钱。不过这个事情在光良品冠以后就很难操作了，新加坡在孙燕姿以后也不容易了，因为每天有几千人相濡以沫等待机会。我就和大马的人讲，如果我们都把自己当做大中华文化圈中的，你去大陆，就不要说你是台湾或是香港，你就说：阿爷，我返来了（magamaga，jalajala）你要在兄弟姐妹中去夸张你的特色。你想，在美国音乐上，特点就是什么类型都有，它有各种丰富的元素。你想，全世界各地哪里都有华人，里约热内卢都很多华人，你不要再去拉二胡了，你把全世界散落的华人力量用起来，带着各自在当地吸收的新元素，回到我们这个花园来，给我们增添更多新的元素。所以，我让马来的音乐直接跳过台湾，进入大陆，演绎自己的风格，你把马来文化引进去，政府也高兴，不然大家都唱R&B，都唱一样的，这有什么意思。阿爷，我返来了。
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的identity是什么，我从小听很多音乐，我在这个行业三十五年，我能够为我们的音乐人，至少开始做一些什么。所以我很长时间开始听世界音乐，global music，他们包容度比较大的。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可是我知道我不要成为韩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娱乐产业，唱片公司专门有团队负责生产让年轻人拿着萤光棒尖叫的东西，也有把大家都整容到差不多的团队，我再强调，这是这个行业的nature，我没有说这是错的，这是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我们会生产无数这样的东西给你，让你的小孩考试不及格，或是去追星。那我就开始担心，我做点什么是意义的。我觉得信心是很重要的，年轻时候我们都外求，我在想可能最后的解药还是在我们的老祖宗文化当中。可是一讲到这个，大部份就更心虚了。那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很大的工程，有时候我觉得愧对祖宗，因为像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地方，有大量可以滔滔不绝和你讲西洋乐摇滚史的人，内地也不在少数。我最近在做一个案子，我们的《诗经》，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对时政有批评。
这边我讲一些关于制作方面的东西。音乐最重要的是旋律，不管歌词是什么，旋律是留在你脑海里的模样，Music is nothingbut melody。音乐的组成是旋律、歌词、节奏、和声。我们中乐比较大得问题在和声。和声是什么，是环境。旋律是主角。比如你穿的衣服是旋律，你把灯光换成不同的模样，那边开，那边关，你穿的衣服会显示出不同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你的衣服没有变化。我这样解释。旋律是主体，不管你唱任何的和声，它依然是那个旋律，可是用不同的和声去解释它，会给人不同的旋律。我现在尝试用另一个和声的样子，来不一样解释旋律。我们在说要和世界接轨，音乐是一个沟通的。常常有人来问我，李大哥，我这个歌哪里写的不好？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写？他说，写歌可以唱出来啊，很爽啊，给人家听啊，不然自己在家写就好。我就说，你意识到要给人家听，但有没有意识到要沟通，让人家明白。如果你不知道我在什么，沟通就没办法。第一要务就是让对方懂，不是让自己爽。商业是一种能力，这块的人，都是又能商业，又有能力写的让人懂，这要练习，也要天分。
我们每年都在音乐厅告诉西洋人，用歌舞、民乐，华人音乐是什么样子的。我开始去琢磨这些东西，这是我制作生涯中最有乐趣的一件事。因为我唱R&B老外不会理。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搞点东西，搞点自己的东西，然后回去我老祖宗博物馆里，说，这个东西老外听了一定懵。因为我觉得每个年代，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有新的interpretation是我的责任，我藉由这个事情去了解心境，去增强自己的信心，使我觉得在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必和他们一样，我有我自己的identity。这当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应该做的事，我都不做这个，你指望小朋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会去做。
《山丘》是我写给老爷们儿的。我常常觉得和我同龄的人，是被流行音乐恶意遗弃的人，可是这些人的确从年轻时候就听小小鸟一路过来得。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歌，我要告诉他们，我很在乎他们我很感谢他们，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平行的，在某一点是有交汇的。那这些人，不管你事业有成无成，结几次婚离几次婚，我们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事情，你要记得：小李是你哥们儿。我写过一首歌叫《你们》，周华健唱的：只要歌还在唱着，我答应不会让你觉得闷。李宗盛只要想写歌。我也希望对得起我自己，我牛逼，我搞音乐。我以前在滚石时候常常讲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行业，每个人都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是小丑，一讲到歌手一讲到艺人，都用很cheap很不堪的文字来描述，对，我们在这个时代变成给别人消遣的，那我唯一能够反击的，就是我写一个歌让你哭。
（本文系李宗盛2013年8月17日在香港“让世界听见”讲座选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