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和天津纷纷取代曾经在歌剧领域力拔头筹的上海，成为中国歌剧演出重镇之后，上海用一声吼叫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建两座歌剧院。
第一座歌剧院是上音歌剧院，关于其最初的风声其实早在中国歌剧梦的提出时就已放出。2015年6月9日，上音歌剧院项目在国家招标网发布了招标信息，仅过了一个月就公布了中标单位和设计草图，速度似乎比盗版一份图纸还要快。歌剧院就坐落于如今学院旁的停车场，也是第一届上海交响乐团的夏季音乐节的举办场地。第二座歌剧院是上海大歌剧院，位于世博园区内，将成为上海歌剧院的演出主场馆，上海歌剧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物色剧目。两座歌剧院都将于明年开工，都提到了“打造世界一流的歌剧院”，两者都预计在五年内开业。加上中央歌剧院在建的歌剧院和北大歌剧中心在建的歌剧院，未来五年内中国将多出四座歌剧院。
上海的这两座新建歌剧院似乎也可看作对乐评人一直疾呼的“上海是一座缺歌剧的城市”的回应，在很多人看来也是解决目前上海的歌剧市场萎靡不振的方案。上海的歌剧市场萎靡不振的现状是，上海大剧院一年从海外引进至多两部歌剧制作，其余则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接一些地方上创作的歌剧场租或巡演订单。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歌剧院早已徒有虚名不演歌剧，更多在演出歌舞剧和戏剧。而作为理所应当的歌剧演出桥头堡，上海歌剧院自从张国勇失势后便陷入了不公布乐季也基本不排西方歌剧新戏的不应期，投入全部财力打造了两部到地球毁灭前恐怕都无法收回成本的毁誉参半的中国歌剧后，将过去由李卫编排的几部西方经典歌剧如《弄臣》等改头换面一下做成了扶持青年的小剧场项目，先是在兰心大戏院演，今年起挪到上海大剧院别克中剧场。培养歌剧新星的上海音乐学院和周小燕歌剧中心虽在培养明日之星方面可圈可点，但培养出的男一号韩蓬是一个只会唱不会演的录音棚歌手。在民营剧团方面，李卫的喜歌剧节依旧像风中残烛般飘忽不定。在最近上海静安区打造“戏剧谷”的野心勃勃的规划中，他的喜歌剧项目被刷下，因为领导觉得歌剧不算戏剧。
营造两座全新的歌剧院能否改变如上现状？答案是肯定的。那如果不营造两座全新的歌剧院，或者只造其中一座，是否也能改变如上现状？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首先，引进剧目并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的场地。2005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张，7月份上演的开幕大戏便是由上海歌剧院和美国弗吉尼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托斯卡》，由林友声和美国指挥轮流执棒，演员也分AB组进行，还吸引到美国权威舞台剧媒体Playbill Arts的图文报道。
那时的上海歌剧院西洋歌剧制作络绎不绝，本土歌剧也委创《雷雨》和《赌命》至今仍堪为经典。也许一直忙于租场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能够为上海歌剧院起到示范作用。这个并无自己场地，连歌剧制作部门都没有的私人机构，硬是在过去15年内刷出中国歌剧演出史的一个个纪录：早年的《璐璐》、《鼻子》，后来的《指环》、《唐豪塞》和联合制作的《帕西法尔》中国首演、理查·施特劳斯的几部歌剧等。2010年由音乐节引进的比利时皇家莫奈剧院制作的亨德尔《塞魅丽》虽几经努力，但还是因为上海方面的保守而缺失上海。这部制作两周前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AM）上演获得了《纽约时报》首席乐评人安东尼·托马希尼在报纸上毫无保留的好评。
然后，培养人才也未必需要自己的场地。以笔者出访欧美几十家世界一流歌剧院和音乐节的经验来看，这些歌剧院都有强大的青年优才培养计划。主要的歌剧节诸如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普罗旺斯的艾克斯音乐节都与当地的音乐院校签有共建协议，或共同开设有培养计划，横跨作曲、指挥、导演和声乐四大块，完美覆盖到歌剧演出的核心区域。优秀的学员有机会进入到音乐节的剧目中亮相，即使不能登台也能参与完整的排练和候补。而诸如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巴黎国家歌剧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等，也有自己的青年梯队，或者与当地的音乐学院挂钩，或有全国性的试唱（audition），提供给青年人辅导和表演机会。歌剧归根结底属于表演行当，理论当先但实践为重。歌剧院才是歌剧的主体，育才机构依附于歌剧院而不是本末倒置。
这些来自域外、北京，以及同城体制外的例子，都在侧面道出一个道理：导致上海歌剧市场萎靡不振的另有原因。歌剧演出和引进单位和歌剧人才培养机构，各自所属的体系不同，导致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互对对方的不作为和少有作为促使双方都想争做老大，弥补缺憾。上音歌剧院和上海大歌剧院的双双建立，很难改变这种因为观念陈旧，思想保守，无为而治而不是硬件条件缺失而造成的局面。长久以来“上音”体系拒绝外来的力量进入学校的教育培训中，教育方法和实践机会由极个别的老师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且分配不均。上海歌剧院的乐队、导演和合唱团还停留在地方水准，最强的要数舞台制作，比如上海大剧院之前与萨尔茨堡音乐节联合制作的《波希米亚人》布景便是由上海歌剧院制作的。但制作只是工匠生活而已，离“国际一流”还差很远。双方借建筑放话，都想打造“世界一流的歌剧院”，这不是对世界一流的嘲讽，就是对国际水准的无知。
但教育和实践的矛盾，曾经同样存在于音乐行业的另两个分支。音乐剧领域的矛盾随着文化广场的设立带动了本土人才的走动而得到好转。乐队领域的矛盾随着上海交响乐团新厅与上音乐队学院的建设而得到缓解。所以，上海即使需要一座全新的歌剧院，但也只需要一座便够，更大的精力应放在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资源有效配置上，否则将来必是头破血流的缠斗争宠，还有无休止的三流剧目创作。
本文节选自2015年7月29出版《音乐周报》
